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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在相关的调查和访谈中，被调查对象和被访谈对象普遍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缺乏基本法制保障，创新的合法性并未获得普遍认同：一方面67.8%的访谈对象认为，我国行政体制创新目标缺乏宪法法律保障，目前行政体制改革创新主要依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一些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规划》、《法治政府建设规划》。
就此而言，国有财产的宪法规范分析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国有财产利用与规制的所有问题，毋宁说，只是提供一个宪法的规范分析框架，具体则需要经济学、行政法等学科加以具体化，需要立法、司法等方面的相互配合。公物概念之所以产生，其原因在于为维护物的公共功能而(部分)豁免物权法上的私法秩序并使之从属于一个特别法上的支配与使用秩序，[32]德国学者帕皮尔(Papier)从公物创设的原初目的出发，推论认为，只有那些如无公法规制则需受私法之支配与使用秩序约束的物方可归入公物概念之内，那些不受私法秩序约束的物则无法归为公物，[33]并由此认为公物须为德国民法典第90条所规定的有体物，不能超越私法上有关物的概念。
虽然宪法中出现了等的字眼，似乎预示自然资源不限于以上所列，但也表明并非所有的自然资源都是国家所有，立法中并未将阳光空气风等自然资源都毫无遗漏地列举在内，其原因就在于宪法中的自然资源并非是广义上的自然资源，而是仅限于能够被人类加以开发、利用、具有经营价值且对于国计民生而言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将这些自然资源规定为国有可以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结合1950年《土地改革法》第16条的规定也可以发现这一点。[52]因此，狗头金乌木案和风光立法案所涉及的并非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具体规制问题，而是界定什么是宪法中的自然资源问题，但这两个案件甫一出现即引起学界的一片惊呼，并直接转向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探讨，而忽视了法条对自然资源概念的界定，不得不说宪法教义学的积累工作仍任重而道远。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50]最后则是对国有财产仍未进行清晰的类型化处理，比如对于可进入市场竞争的公用物品和纯粹的公共物品并未进行明确区分，导致何种公共物品可进入市场、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等问题并未得到清晰的立法处理。一方面，自然资源需要通过国家所有实现合理利用并实现其中所包含的公共利益，比如对水资源的维护义务(Unterhaltungspflicht)就需要特别加以规定。
随着对计划经济和国家管控一切之思维的反思，国家对国有财产的利用也开始采用更为灵活的方式，并朝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土地的使用以及国有企业的改制都概莫能外。首先，该地方性法规于法无据，该条例第1条规定，其立法基础是《气象法》，而《气象法》中并无气候所有权的归属条款，《宪法》第9条所规定的自然资源中也并不包含气候。(31)五四宪法罗列了不同类型的敌人：必予严惩的，如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五四宪法以中国人民领起全文，确认人民高高在上的主体地位，又在第1条规定人民民主国家的国体，在第2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掌握着全部的、最终的和根本的权力。国家能够站起来，每个人基于对国家的信赖、受国家的庇护也就能够获得自身的特殊利益。早在清末，立宪法、兴议院的核心目的就是治乱富国、强兵自主。类似规定还体现在第91条(公民劳动的权利)、第92条(劳动者休息的权利)、第93条(劳动者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和第94条(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之中。
第一，基本权利的主体是限定了的，公民固然是宪法写明的权利主体，但受到人民这一政治概念的制约。对此，宪法一方面确认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的现状，规定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另一方面明确了资本家所有制的宪法界限，即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13)进一步巩固国家的政治基础显然成为制宪者们为五四宪法嵌入的历史功能。毛泽东在谈到五四宪法草案的时候曾经说：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既然基本权利是作为人民的公民的权利，人民行使权利的首要目的就是维护人民这一整体的统一和纯粹。如果我们在制定了宪法之后，依然以政治的方式来对待宪法，使宪法沉沦于政治运动的洪流中，全然的、无条件地服从政治的需要，那么宪法就仅剩了装饰功能。
其次，五四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方式开启了新的革命。(28)同年5月29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法律小组根据宪法草案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的意见，就人民、公民和选民的概念作了说明：人民是集体，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所属者，是政治概念，指各民主阶级。在现代法治国家，言论自由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54)王旭：《劳动、政治承认与国家伦理：对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的一种阐释》，《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第88页。
无论是革命的战争还是革命的建设，它们都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精神指南和标志。无论是福利权、私有财产权、契约自由权还是言论自由权，所有的权利都需要公库的支持。
公民是个体，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是法律概念，表明法律上的地位。反思的角度可以无限多，本文主要从五四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出发，探讨其背后的观念与功能体系。
当围绕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功能而形成宪法秩序，那么基本权利的实现就不再只依靠道德热情、价值宣教与权力庇护，宪法就不再藏身于国家和政治的屋檐之下。制宪之前是革命立国，因此制宪是确认革命事实，立宪之后是革命建国，因此行宪是保障革命进行。关于农业贷款的一份文件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17)[德]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页。③张翔著：《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这是构成全部公权力行为的民主正当性的依据。
在中国宪法发展百余年历史的中间节点颁行的1954年宪法(下称五四宪法)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而且因为它开启了宪法立国、宪法治国的新途。这类条款大致上体现了费希特所言的强制实现的正义：正义的强制，惟有通过对辅之以对被强制的民众之教育，使其达到这样的识见与善良意志才是合法的，否则它就是违背正义的。
建政初期的立宪活动除延续革命主题之外，进一步地将国家建构纳入其中，通过革命建立国家成为五四宪法要服从和服务的政治诉求。任何人都不可能垄断真理，即便错误言论也值得平等对待。
三是通过基本权利的限制来发现和消除对立面。在对宪法理解的方式上，单纯依赖政治宣导的边际效用正在递减，参与、商谈则能强化宪法实施的理性程度。
在宪法的多元价值中，总有一种核心观念成为重叠共识，居于支配地位。不过，宪法毕竟要与国家的不同时期互相配合，永恒的宪法并不存在，所谓最好的规则不过是就某一个时代而言的。国家对基本权利不仅负有尊重义务，而且负有保护义务与实现义务。只强调道德内涵的基本权利，主张权利的各项内容人人都可达到，但这是不现实的。
第二，权威来源的转变。有学者认为，没有宪政与法治的民主是不充分的，甚至越是大民主越会造成大灾难。
如果整体系统的这种民主要素缺失，代议制体系就会蜕变为一种纯粹的表面民主。在中国，立宪并非仅仅是对革命成功的一种承认和正当性描述，而是革命进程的一部分，立宪并非意味着革命完成了，事实上是暴力革命虽然完成，但社会领域的革命仍只是刚刚开始。
宪法的主体性、自主性和最高地位必须得到保证，否则我们的国家观就仍然停留在革命建国的时空中而不能升华。1954年制宪之时，追求独立自主、国富民强的国家观居于主导地位，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民提供安全与秩序，经济建设、军事斗争和对外交往是主要的国家职能。
刘少奇说：这里的公民包括过去的所谓‘人民和‘国民在内。如果一味强调民主，革命便无法退场，其结果要么像法国革命那样，以人民主权的名义置一部部宪法于水火，最终由一个僭主来收拾残局。基本权利的国家建构功能与革命的国家观相伴生，应限定于国家初创时期。某种意义上，五四宪法中的基本权利的防范对象和义务主体不是国家，而是个人。
并且，宪法第16条将劳动定性为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而不是公民的义务，回避了劳动的义务属性。政治意志与宪法意志之间自然是存在张力的。
有没有参加劳动改造并得到群众的认可，决定了一个人能否享有完整的权利。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观点时明确指出：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
在1954年5月27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李维汉说：宪法中的公民，包括所有有中国国籍的人在内。国家只能在一个原则上可预测的范围内、并按规定程序侵犯这些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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